​林黛玉为何不喜欢李义山的诗？

林黛玉为何不喜欢李义山的诗？

《红楼梦》第四十回中，林黛玉道：“我最不喜欢李义山的诗，只喜他这一句‘留得残荷听雨声’。偏你们又不留着残荷了。”[1]目前学界论及林黛玉不喜义山诗，或认为林黛玉气清，不喜义山诗之艳质；或认为曹雪芹与李商隐诗学趣味相异，不喜其密丽雕琢之诗风，且受清代对李商隐负面评价影响，不喜其人其诗；或认为曹公实喜李商隐，言林黛玉不喜义山诗需读者假中辨真。对此问题，笔者认为，前辈所论，尚可商榷。

李商隐对《红楼梦》的影响学界多有论及。王庆云先生曾云：“《红楼梦》虽是小说，但通体浸透和充盈着诗的意境，充分表现了作者的诗的才情，尤其在善于用典而富含寓譬、内容隐晦而让人猜测、凄婉哀伤而极富朦胧之美等诗美特色上，无疑都或多或少得益于李商隐。具体表现在《红楼梦》的书名取意、作意构思、人物故事以及诗词描写和意境创造等许多方面。”[2]《红楼梦》一书与李商隐之诗，每见相合之处。如《锦瑟》一诗，冥冥中与《红楼梦》之悲慨契合。“沧海”一联中鲛人泣珠、良玉生烟这两个典故则对林黛玉、贾宝玉典型形象的生成极具原型价值。作为小说中艺术形象的林黛玉与历史人物李商隐，二人的相似之处显而易见：皆极具审美情怀，其诗亦多见感伤缠绵之情调。曹公塑造重要红楼人物，亦极重其审美情怀，每以之论雅俗。命运坎坷的香菱，曹公安排其学诗让其心灵得以脱离恶俗龌龊之境地；塑造黛玉形象时，更是倾尽心血刻画其诗词为心的风流别致。而以诗词为心者，面对这悲凉之雾遍布华林的尘世，目睹人生的幻灭无常，世间美好人事的凋零，更易敏感而悲恸，故其诗往往多见感伤缠绵之情调。林黛玉与李商隐皆此中人。因之，读者往往认为林黛玉当以李商隐为知己。然而，二人诗歌虽情调相似，但其间所体现的个人秉性气质、思维方式、创作心态等却大不相同。

薛雪《一瓢诗话》云：畅快人诗必潇洒，敦厚人诗必庄重，倜傥人诗必飘逸，疏爽人诗必流丽，寒涩人诗必枯瘠，丰腴人诗必华贍，拂郁人诗必凄怨，磊落人诗必悲壮，豪迈人诗必不羁，清修人诗必峻洁，谨敕人诗必严整，猥鄙人诗必委靡。此天之所赋，气之所秉，非学之所至也。[3]

此论虽过于绝对，但亦揭示了传统文论对性与体即创作个性与作品风格关系的重视。传统文论往往强调文如其人，尤其强调作家的人格、情操、思想、品行等道德因素对作品的影响，即“人品即诗品”。在《一瓢诗话》中，薛雪强调诗人不仅要具有人品胸襟，还要有远见卓识：

品高虽被绿蓑青笠，如立万仞之峰，俯视一切；品低即拖绅搢笏，趋走红尘，适足以夸耀乡闾而已。[4]

而曹公论人，最重行止见识。《红楼梦》甲戌本以“凡例”开篇，其中语及作者自云：

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推了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堂堂之须眉，诚不若彼一干裙钗？

结合全书可见，曹公论人，以行止见识为审评之准则。《红楼梦》中，曹公为红楼诸人捉刀的诗词，皆为量身定做，诗如其人。笔者认为，可从曹公论人的标准入手，探讨林黛玉与李商隐诗品之异，由此可知林黛玉缘何不喜义山诗，并对林黛玉这一艺术形象有更准确的把握和更深层的理解。

1.见识

（一）对世态人心的领悟

曹公历经华屋山丘，对世态人心之领悟，正如其《红楼梦》中所言：“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而这一点，恰恰是李商隐所拙之处。李商隐出身贫寒，幸得牛党要人令狐楚大力栽培，并于开成二年（837）因令狐楚之子令狐绹之举荐得中进士。然而同年十一月令狐楚死，次年春李商隐即成为李党王茂元之女婿。恩师方死即去牛就李，既有悖人情，又犯政治大忌。此外，李商隐与杜牧并称“小李杜”，二人却不相得，更是具体而微地透露了李商隐既欠缺政治敏感，又未明了世态人心。李商隐曾赠诗杜牧二首却未获回应。其一为《赠司勋杜十三员外》：“杜牧司勋字牧之，清秋一首杜秋诗。前身应是梁江总，名总还曾字总持。心铁已从干镆利，鬓丝休叹雪霜垂。汉江远吊西江水，羊祜韦丹尽有碑。”[5]初结交即以对方名字开玩笑，不免唐突。而以南朝江总作喻，更是触犯忌讳。江总为南朝亡国宰相、后宫狎客，陈朝时陪侍陈后主终日吟唱艳诗，荒唐无度。以之为喻，以气节自负的杜牧能不厌弃？李商隐赠杜牧另一首诗《杜司勋》：“高楼风雨感斯文，短翼差池不及群。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唯有杜司勋。”杜牧出自将相世家，本求高绝，曾注《孙子》十三篇，其《阿房宫赋》宏壮巨丽，尤见忧国匡世之怀抱。其伤春伤别之作，不过政治失意下之自我宣泄，而李商隐谓之“刻意”，实为谬托知己。二人的不相得更有政治智慧高下相异之因。杜牧论政虽劲切，但多抨击远在河朔之藩镇，绝不及近在眼前之宦官，足见政治世家之明哲保身的态度。而李商隐，虽有一副赤诚为国之心，却不知朝廷之波谲云诡，未明政治乃各方利益博弈之结果。李商隐不但与反宦官极为激烈的刘篑有师友之义，论政亦无论远近。其言辞太切，立脚自危，得罪宦官而被贬谪亦为必然。对此，董乃斌先生与张旭东先生皆已撰文论之[6]。

李商隐无论是在政治上的敏感度和政治智慧，还是社交上对人心复杂幽微的体悟，都令人感叹其处世之拙。而《红楼梦》中，上至浸淫大家族中数十年的老祖宗贾母，下至大字不识的村妇刘姥姥，历练通达者比比皆是。而被曹公评为“心较比干多一窍”的林黛玉，其文艺气质往往令人忽略其处世智慧。林黛玉生于钟鸣鼎食的侯门世家，长于显赫的荣国公府，既洞悉钟鼎世家的日渐衰败，又目睹公府侯门的倾轧斗争，见识起点已不同于李商隐。六岁时的黛玉已有出自大家的“不凡”，她初入荣国府时谨记其母所训，“步步留心，时时在意”，舅母赐座时的应变和得体，尽见大家气度。其对贾府财政隐患的察觉，远非安富尊荣的寻常贵族子弟所能及。其治家之能，令王熙凤亦多认可。此外，黛玉论迎春“虎狼屯于阶陛尚谈因果”，为初入府的尤二姐暗暗担忧，对盛筵终散场的敏感，喜散不喜聚等等，皆可见黛玉对世态人心的领悟。较之李商隐过于抒情和叹息的感性思维方式，黛玉的处世智慧更见理性与逻辑思维。

（二）对情感的体验与觉悟

李商隐与林黛玉皆历经离丧，亦深深体会过孤独，同时又把爱情视为人生最大的慰藉，一往而情深。二人隔代呼应本应是自然之事。但二人在各自爱情当中的体验和觉悟，却大不同。

学界一般认为：李商隐有迹可考的爱情经历有三段，分别为与柳枝的情事、与宋华阳的恋情及与妻子王氏的婚姻。与柳枝的情事，让李商隐开始体验人生的遗憾；与宋华阳的恋情，浪漫幽邃而又戛然而止，之后二人永世相隔，成为李商隐一生持久的伤痛；与王氏的婚姻，虽情投意合却卷入了牛李党争，蒙上了政治阴影，而王氏的早逝更令李商隐深刻体会到生死相隔之绝望。从李商隐那些情感深挚而又迷迷惘惘、浑浑沌沌的爱情诗来看，他对情感的体验，往往止于情绪而乏通透之悟，深于情亦困于情，缺乏对情感的省悟、节制、操持：“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锦瑟》）“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碧城三首》其一）爱情的阻隔，人生的幻灭，在李商隐笔下，充满了中年人的无奈、纠结、沉郁、晦暗。

而曹公笔下的林黛玉，多愁善感之外却爱恨分明、赤诚坦荡，兼具超旷之性情。对于与宝玉之爱情，黛玉虽苦恼不已，亦不时与宝玉发生矛盾，但亦是恋爱中人之常态。黛玉其实对二人的缘分看得颇为通透。《红楼梦》第三十二回云：

（林黛玉）不想刚走来，正听见史湘云说经济一事，宝玉又说：“林妹妹不说这样混帐话，若说这话，我也和他生分了。”林黛玉听了这话，不觉又喜又惊，又悲又叹。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错，素日认他是个知己，果然是个知己。所惊者，他在人前一片私心称扬于我，其亲热厚密，竟不避嫌疑。所叹者，你既为我之知己，自然我亦可为你之知己矣，既你我为知己，则又何必有金玉之论哉；既有金玉之论，亦该你我有之，则又何必来一宝钗哉！所悲者，父母早逝，虽有铭心刻骨之言，无人为我主张。况近日每觉神思恍惚，病已渐成，医者更云气弱血亏，恐致劳怯之症，你我虽为知己，但恐自不能久待，你纵为我知己，奈我薄命何！

这一段文字所写的黛玉的喜惊悲叹，道尽二人情感的幸与不幸。其中既见相知相爱之难得，爱情与生命的脆弱，亦清晰地道明了黛玉对爱情的深刻体验和通透领悟。其后黛玉对宝钗之释然，与湘云、宝琴之亲厚等，既可见其已放下恋爱中人难免的偏狭猜疑，亦可猜测黛玉恐怕对木石前盟能否在现世结成眷属并无强求之心。二人关系，亦如宝玉参禅所作之偈：“你证我证，心证意证。是无有证，斯可云证。无可云证，是立足境。”而黛玉则补之：“无立足处，是方干净。”黛玉补偈，足见其通透与超旷，非溺于情如李商隐者所能比拟。

（三）对历史人生的感悟

李商隐只活了46岁，其短暂一生却历经了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六朝。曾经的大唐盛世此时已日暮途穷。君主昏庸、宦官专权、朋党倾轧、藩镇割据……生于末世的李商隐，深受儒家思想熏陶，渴望在政治中实现个人的生命价值，对历史亦极为关注，创作了为数不少的咏史诗。与一般重议论而思理明豁的咏史诗相比较，朦胧诗人李商隐的咏史诗往往更重蕴藉，多以艺术形象来表现思理，蕴含不露。如其《吴宫》:

龙槛沉沉水殿清，禁门深掩断人声。

吴王宴罢满宫醉，日暮水漂花出城。

《吴宫》写吴王之荒淫，于言外见之。结句神韵悠然，耐人寻味。但就逻辑思辨而言，这种含而不露的创作方式或许与李商隐感性强于理性的思维方式亦相关。从咏史诗内容来看，李商隐咏史多借古喻今，就事论事，缺乏对历史的逻辑思辨与通观。离开就事论事，李商隐的咏史就缺乏了一种通透的力量。其《乐游原》一诗最能体现其个性气质和创作风格：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李商隐以诗人的敏感，察觉到唐王朝的日暮途穷。但这种敏感，更多是出自本能，止于情绪，未上升到理性之明澈察悟，更难一针见血指出问题的本质。

对人生的感悟，李商隐诗更多的表现出陷于前尘往事难以自拔的愁绪而非对人生的觉悟。《锦瑟》一诗最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一方面是前尘往事难以自抑，另一方面当下生活又各种纠缠困扰于心，造成李商隐精神内转。而人的内宇宙亦浩浩茫茫，无涯无际，扑朔迷离，呈混沌之状。李商隐以诗人之敏感，对其中的孤寂、阻隔、迷惘、幻灭感触极为幽微，却难有通透之巨眼穿越这混沌。

而《红楼梦》中，曹公则赋予了林黛玉不一样的识度。《红楼梦》中，时见黛玉对历史人生的通透之悟。曹公为之量身打造的《五美吟》即可见一斑。如《明妃》：

绝艳惊人出汉宫，红颜命薄古今同。

君王纵使轻颜色，予夺权何畀画工?

论史既命意新奇，又切中肯綮，入木三分。又如《红拂》一诗：

长揖雄谈态自殊，美人巨眼识穷途。

尸居余气杨公幕，岂得羁縻女丈夫。

其诗沉着痛快。能作此诗者，岂是只懂伤春悲秋的庸常闺中女子？巨眼者，岂独红拂？黛玉亦然。

黛玉虽作闺音，其诗亦时见超越一己之悲愁。如其《葬花吟》一诗，虽极尽凄婉缠绵，但并未囿于闺中之悲叹:“天尽头，何处有香丘?”目断神迷之间，自有超越尘世之庸碌烦扰之思，亦有怆然独立天地，四顾茫茫的形上之悲慨。黛玉对人生的感悟，令其活得非常明白。黛玉一方面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小心谨慎;另一方面又纵情任性，赤诚坦荡，活得清澈明媚自在。能把尺度把握得如此之好，足见其通透玲珑。

综上可见林黛玉与李商隐因见识不同所致的诗品之异。以黛玉见识之高远通透，恐怕不会喜欢义山诗的悲悲戚戚、迷迷惘惘、颓丧优柔。林黛玉于诗亦推崇境界阔大的盛唐气象，反对气格狭小的衰世之音，足见趣味之高远，不肯与李商隐相类。

2.行止

行止为见识之外化。唯具见识之通透，方有行止之独立自由。曹公受魏晋名士风度与明代中后期李贽、汤显祖、公安三袁等人的文学思想影响颇深，尚奇，重视人的气质、感情、才华，强调性灵，追求个性的独立自由。曹公以此思想来塑造理想女性形象时，“风流别致”就成为其笔下女性最为完美的行止。《红楼梦》中，每见曹公用“风流别致”来形容黛玉其人其诗。《红楼梦》第三回中，曹公写众人初见黛玉：“众人见黛玉年貌虽小，其举止言谈不俗，身体面庞虽怯弱不胜，却有一段自然的风流态度，便知他有不足之症。”脂砚斋于此评曰：“为黛玉写照。众人目中，只此一句足矣。”第三十七回中，李纨评黛玉海棠诗“风流别致”，脂砚斋则于诗末赞黛玉为“逸才仙品”。综上可见：风流，应指黛玉的性情气质飘逸自然、挥洒自如、摇曳多姿；别致，则是独特个性在审美上的新奇不俗的表现。黛玉葬花，已成为文学史上最风流别致的女性行止。曹公以“咏絮才”喻黛玉，将其视为与谢道韫一样才情出众、有林下风气的不俗女子。《世说新语》中云：

谢遏绝重其姊，张玄常称其妹，欲以敌之。有济尼者，并游张、谢二家。人问其优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顾家妇清心玉映，自是闺房之秀。[7]

谢道韫的林下风气，与寻常女子不可同日而语。而被曹公称为具“咏絮才”的林黛玉，亦有谢道韫之高情远韵，非庸常闺中之秀可比。黛玉与宝玉之相知，便建立在二人皆不拘于世俗之束缚，有共同的价值观与审美情趣的基础之上。黛玉不喜“仕途经济”，率性洒脱，对身份尊贵的北静王犹呼为“臭男人”。黛玉所居之潇湘馆，凤尾森森，龙吟细细，恰如其人之高雅脱俗。贾政到此亦感叹：“若能月夜坐此窗下读书，不枉虚生一世。”第四十回刘姥姥“留神打量了黛玉一番”后，对其潇湘馆的评论：“这那里像个小姐的绣房，竟比那上等的书房还好。”刘姥姥虽村妇，但其阅历见识亦不凡，亦看出黛玉非普通闺阁女子。

曹公于《红楼梦》中塑造了诸多黛玉的影子，如龄官、小红、晴雯、慧娘、香菱等。龄官，才情不俗，虽为伶人戏子但孤傲自重；小红，原名林红玉，玲珑剔透，亦具通透犀利之手眼；晴雯，身为下贱，但风流灵巧、心比天高，曹公喻之为霁月彩云；慧娘，如黛玉一般早逝而才华惊世；香菱，纯真朴拙，虽身世坎坷，但一颗诗心从未被尘垢所蒙……这些影子，恰如曹公借贾雨村之口所论：

使男女偶秉此气而生者，在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驱制驾驭，必为奇优名倡。

而李商隐虽为晚唐诗坛巨擘，其行止却每每为人所讥。恩师令狐楚尸骨未寒，令狐绹需守丁忧不能出仕，李商隐即投靠与令狐家政治上对立的李党。李商隐去牛就李之举，不仅牛党因其背恩而排斥，便是李党中人，亦对之反感提防。《新唐书》言: “牛、李党人蚩谪商隐，以为诡薄无行，共排笮之。”[8]陈寅恪先生亦言：“李商隐之出自新兴阶级，本应始终属于牛党，方合当时社会阶级之道德。乃忽结婚李党之王氏，以图仕进。不仅牛党目以放利背恩，恐李党亦鄙其轻薄无操。”[9]李商隐成为王茂元女婿后，亦未得王茂元重用。此外，李商隐亦曾依附郑亚、柳仲郢等，均不被重用。李商隐终身沉沦下僚，恐怕不仅因其缺乏政治才能，亦因其操守为当涂者所薄。清代虽不断有学者为李商隐辩护，甚至从“忠愤蟠郁”的士人心态来解读李诗，但从这一层面上来关注李商隐其人其诗，恐怕与当时特殊环境下部分士大夫心态有关。然即便如此，为李商隐诗集作笺注的清代学者冯浩仍云：“时令狐楚卒未久，得第方资绹力，而遽依分门别户之人，此‘诡薄无行’之讥断难解免。”[10]后人怜惜李商隐之才不忍苛责，但亦不必高其为人。

林黛玉与李商隐行止之别，反映在诗歌中，亦带来诗品之别。同为自伤，义山诗中既多自怜求援之意，亦多自愧自悔之情。如《令狐八拾遗见招送裴十四归华州》:

二十中郎未足希，骊驹先自有光辉。

兰亭宴罢方回去，雪夜诗成道韫归。

汉苑风烟吹客梦，云台洞穴接郊扉。

嗟予久抱临邛渴，便欲因君问钓矶。

诗中对功成名就者的惊羡、对自身未遇之伤怀与乞援望荐之意表达极为直露。又如王茂元死后两年，李商隐寄诗与令狐绹：

嵩云秦树久离居，双鲤迢迢一纸书。

休问梁园旧宾客，茂陵秋雨病相如。

前二句写自己与令狐绹相思之情，后二句以病免闲居的司马相如自况，而乞援望荐之意隐含其中。李诗中大量感慨身世落拓的作品，不少或隐或显地流露出相似的自怜求荐之意。李商隐趋走红尘，仕进之心过急，政治操守不坚，以致终身潦倒，回首过往，伤痛之际难免愧悔。其《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还京》一诗则将此种愧恧心态表现得甚为明显:

黄昏封印点刑徒，愧负荆山入座隅。

却羡卞和双刖足，一生无复没阶趋。

与义山诗自伤中多怅惘愧恧不免委靡相比，黛玉诗于自伤中却具清拔超旷之气。如《葬花吟》虽极尽缠绵悱恻，然而自有“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性灵之自由，“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风流”之抑塞不平与决绝。黛玉夺魁的菊花诗，情调虽幽怨孤寂，但孤高贞秀，卓然可见：“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登仙非慕庄生蝶，忆旧还寻陶令盟。”如此孤傲高洁，黛玉如何会喜欢义山诗？

缪越先生曾云：凡第一流之诗人，多有理想，能超脱，用情而不溺于情，赏物而不滞于物。沉挚之中，有轻灵之思；缠绵之内，具超旷之致。言情写景，皆从高一层着笔，使读之者如游山水，于千岩竞秀万壑争流之中，常见秋云数片，缥缈天际。宋代词人，如柳永，笔力非不健拔，写景非不工巧，言情非不深婉，惟无高超之境界，故李易安讥其“词语尘下”。[11]

林黛玉正如缪越先生所云之深于情而兼具超旷之境界的诗人。李商隐则如柳永，虽言情深婉，笔致工丽，但无高超之境界，为林黛玉（曹公）所不喜。曹公谓黛玉“最不喜欢”李商隐的诗，实恐他人因二人感伤情调之相似而将黛玉误作囿于情而无超越之境界的庸常深闺女子，而忘其行止见识、高格远韵，故特特一笔提出。

[1]［清］曹雪芹、［清］高鹗著，［清］脂砚斋、［清］王希廉点评：《红楼梦》，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80页。本文所引《红楼梦》文字，如未特别注明，均据此本，不另注。

[2] 王庆云：《〈红楼梦〉与李商隐》，《文史哲》2002年第4期。

[3]［清］王夫之等：《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70页。

[4]［清］王夫之等：《清诗话》，第695页。

[5]［唐］李商隐著，叶葱奇疏注：《李商隐诗集疏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27页。本文所引李商隐诗歌，如未特别注明，均据此本，不另注。

[6] 二人不相得可详见董乃斌《李商隐与杜牧之比较——从李商隐赠杜牧的两首诗说起》，《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张旭东《也谈杜牧李商隐之不相得——为董乃斌先生文献一证》，《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7] [南朝宋］刘义庆编，张万起、刘尚慈译注：《世说新语译注》，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683页。

[8]［宋］欧阳修、［宋］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792—5793页。

[9]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83页。

[10]［唐］李商隐著，［清］冯浩笺注：《玉溪生诗集笺注》附录三《玉溪生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850页。

[11] 缪钺：《缪钺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