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著名政治学者房宁教授-用脚底板做学问
对话著名政治学者房宁教授-用脚底板做学问
本期嘉宾
房宁，1957年生，政治学者，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原所长、原党委书记、研究员，四川大学讲席教授，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会长。2006年加入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培养工程，2007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13年起担任监察部特约监察员。长期从事政治学研究工作，多次参加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要调研和理论文章写作工作。2010年9月，为中共十七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第23次集体学习讲解《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2013年4月，为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第5次集体学习讲解《我国历史上的反腐倡廉》。主要著述有：《社会主义是一种和谐》《民主的中国经验》《向实求学：政治学方法五讲》《新中国政治学研究70年》《中国政治制度》等。
编者按
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学问，不同时代有不同做学问的方法。面对社会发展“在路上”的时代，政治学研究应当选择怎样的研究方法？在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政治学为什么更加需要调查研究？怎样做调查研究？如何抓住现象和线索，并发现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如何从实际出发，通过调查研究发现规律、归纳知识、提炼理论？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那么，中国政治学如何助力中国现代化，政治学如何看待现代化带来的诸如社会结构变化等重多政治现象？本期政治学人专访房宁教授，共话中国政治学的研究奥秘。
01
政治学人：房宁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政治学人的访谈。您长期从事中国政治领域，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广泛涉及了中国政治的多方面问题。其中您最关注、最感兴趣的有哪些领域？
■ 房宁
谢谢政治学人。这个问题要从20多年前我在高校工作时说起。当时在大学里搞科研有个说法叫找准学术前沿。老师会告诉你学术前沿，自己也会努力寻找学术前沿。但从2001年我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工作以后就似乎“不存在”这个说法了。
我的前后左右都是“学术前沿”。党中央对中国社科院有三个定位，其中一个定位就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要思想库和智囊团。在社科院尤其是在政治学所工作，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研究党和国家最关心、最关注和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那些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我们需要完成上级交办的大量重要科研任务。我想这些问题大概率都是所谓的前沿问题。时代的问题，党和国家所需要认识和解决的问题，就是我们最主要的研究对象及领域。
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无法凭个人兴趣做学术研究，只能在研究中培养个人兴趣了。我到社科院以后，有朋友问我在研究什么，我说现在党让我研究什么，我就研究什么。当然，个人兴趣还是很重要的，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嘛！但我只能让兴趣跟着工作走，研究什么就要逐渐培养起兴趣。凡事有兴趣，万事皆文章。2001年，我到社科院政治学所担任负责科研的副所长，后来还当过党委书记、所长，所里主要的研究工作我都会参与。这样二十多年来我做过了很多领域的研究，我的体会是，兴趣是可以培养的。许多问题研究久了就会产生兴趣。兴趣是人生最好的老师，但是这个兴趣不一定是前置的，可以在研究过程中产生兴趣。我对于民主问题研究兴趣的产生就属于这种情况。大概从2004年开始，我们比较多地关注了民主问题。中国第一个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撰写工作就是由我们政治学所负责的。当时李铁映院长交给政治学所的主要研究任务就是民主政治和中国政治发展。从那时起，我的相当一部分精力放在了民主研究上，逐渐地我的兴趣也越来越多。经过一定积累，我写出一本研究中国民主的书——《民主的中国经验》。现在这本书已经翻译成了8种外国语言，去年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这本书在中国民主研究领域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
被翻译成多种语言的《民主的中国经验》
我的研究所涉及的领域和问题很多，其中，分量比较重、花功夫比较多的有这样几个。
第一，政治稳定问题。2004年国家“维稳办”成立，维稳办的第一个课题就交给社科院由我负责，内容是对中国的政治稳定形势进行评估。从那时起我就开始研究稳定问题，我认为这也是政治学中一个比较基本的问题。
第二，反腐倡廉和党的建设。在2006年前后，中组部交给社科院一个关于改革“吏治”的课题。当然，这个课题不仅涉及反腐倡廉，还涉及选拔、培养、使用和监督干部。
第三，比较政治发展研究。2008年的时候，孙冶方基金会委托我负责一个课题，对国外工业化时代的政治发展、政治转型做比较研究。这个课题实际上就是当年亨廷顿所做的研究，现在终于轮到中国人关心和研究这样的问题了。我们组织了一个以中青年骨干为主的研究班子，开展了亚洲地区的政治发展比较研究。中国的事情光在国内看是看不明白的，必须出去走一走、转一转，课题也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现在这个课题还在继续做。
第四，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研究。大概是在2011年，中央交给社科院一项关于中国社会结构的研究。那天王伟光院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传达习近平同志交办的任务——研究当前中国的社会结构。我第一反应是：“这不是社会学所研究的课题吗？！”王院长说：“是呀！领导交办任务时，特意嘱咐‘这个问题要交给搞政治学的来做’”。从那时起我们就开始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中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结构变化。并研究社会结构变化与社会稳定、政治安全的关系等问题。
第五，浙江研究。近20年来，我还有一个持续关注和研究的地区就是浙江。2004年的时候，胡锦涛总书记对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说，希望浙江能够走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前列。为落实胡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浙江省委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一起开展了总结浙江经验的联合研究。这是很重要的任务，当时浙江与中国社科院联合课题组分为5个小组，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政府和党建，我当时是政府组的负责人。从那时起，我便开始了长达近20年的浙江研究。先是全省面上的研究，2008年开始我到台州研究“台州模式”，后来写出《草根经济与民主政治》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台州的实践及经验。后来我又到金华义乌和温州乐清做市县级研究。当时我执笔了《拨浪鼓摇出新天地——义乌的发展经验及其理论启示》并在《求是》杂志上发表。最后我又在乐清的“国际电器之都”柳市镇做第四级的基层研究。柳市堪称中国第一镇，有三家民营经济500强企业，是中国改革开放乡土工业化的一个奇迹、一个典范。20年来，我在浙江进行了省、市、县、镇四级研究，大大帮助我立体深入地认识了改革开放，认识了工业化、现代化发展进程，认识了中国。我把浙江的前世今生、来龙去脉、左邻右舍、形之上下，从头到脚研究了一遍。浙江研究帮助了我的中国政治研究，我从浙江研究中受益匪浅。所以我总是说，浙江是我的本钱。
刚才说的这些涉及了20年的跨度，涵盖了中国政治的一些主要问题。这些一开始都不是我个人的兴趣，而是我的工作任务，是我的职业。我所从事的职业是智库研究，这和普通社会科学研究有很大的区别。高培勇教授说智库研究与普通社会科学研究的区别是，智库研究搞不好是“要死人的”。普通社会科学研究搞不好最多就是气人，但不会死人。智库研究是需要交办部门验收的，会产生实际的政策影响，按我的说法是“有标准的”，这不像普通社会科学研究。当然，普通社会科学研究也有标准——就是报刊杂志和出版社编辑的判断，他们说可以发表就算科研成果了。
智库研究与普通社会科学研究有区别，智库学者与普通社科学者也有一些区别。最大的区别在于，普通社科学者主要是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学科背景以及个人兴趣从事相应的研究工作，而智库学者则要根据工作需要、工作要求从事相应的研究工作。这就需要智库学者不断学习、不断调整自己，改变、改善自己的知识结构，不断进化，做那些原本做不了，甚至也不想做的研究工作。总之，智库学者的研究工作，不是“打哪指哪”而要“指哪打哪”。
02
政治学人：您多次提及：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学问，不同时代有不同做学问的方法。这个时代的特征是什么？政治学研究应当如何体现这种特征？区分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的意义是什么？
■ 房宁
我把社会发展分为两个时代，一个时代叫“在路口”，另一个叫“在路上”。社会发展存在“常态”和“转折”两种状态。而转折的时代是选择的时代，即所谓“在路口”的时代。1789年的法国、1917年的俄国、1919年及1978年的中国都是“在路口”。我在《向实求学：政治学方法五讲》中提到过，“在路口”的时代，人们要选择，首先是做价值选择，法国向何处去？俄国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政治哲学要研究和回答的就是这些问题，所以“在路口”的时代一定是政治哲学繁荣的时代。这个时代存在不同的哲学，但它们都是有价值的，就像我们站在十字路口往哪个方向张望都是有价值的。社会发展都是在试错中前进的，错误也是有价值的。正所谓“没有风雨躲得过，没有坎坷不必走”。王沪宁的一篇文章提到，改革开放要感谢文化大革命，因为没有文革那样的切肤之痛，那样的山穷水尽、走投无路，中国人民就不会在邓小平的带领下义无反顾地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并且在碰到风雨、遇到风浪时依旧坚定不移地继续前行，那正是因为过去太痛了。“在路口”的时代，所有的哲学都是有其价值的，尽管它不一定正确，但错误也可以折射出真理的光芒，让真理更明亮。
当然，人类社会不可能永远处在路口时代。当时代选择最终做出后，社会发展就“在路上”了。时代的主旋律变了，对学术的要求也随之改变。“在路上”，人们探讨的不再是走什么方向、如何凝聚意志、鼓舞士气的问题了！而是进入了要一个一个解决现实问题的时代。这个时候就需要实事求是，要讲究科学、脚踏实地去解决问题，而不再需要仰望星空，讲大道理。如果用仰望星空来代表一种哲学意识的话，那么脚踏实地就代表着一种科学精神。政治科学就是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解决具体的问题，而创造条件，拿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方案。科学，就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在路上”的时代一定是呼唤科学的时代，也必定是科学大发展的时代。
我所说的“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学问”就是这个意思。“在路口”的时代需要哲学，是哲学繁荣的时代；而“在路上”的时代需要科学，是科学发展的时代。
第二句话“不同时代有不同做学问的方法”。这里说的所谓方法，其实就是指两种最基本的研究方法：一个是演绎法，另一个是归纳法。当然这是非常简单的分类。“在路口”的时代更多的是演绎法。像早期的启蒙学者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所使用的方法基本上是演绎法。美国独立宣言中有一句话：“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这就是演绎法，表现了一种哲学观念。现在我们知道：“人生而平等”是政治哲学，而“人生而不平等”则是政治科学。政治哲学观念更多的是演绎，根据一些原理、公理演绎和推论。政治科学基本上是归纳法，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强调调查研究，归纳法是从事实中归纳和提炼出知识，因此我们首先得掌握事实。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研究方法，我们这个时代更多的是要用观察法、归纳法，而不是宏大叙事，要更多关注细节和具体的分析。
为此，我还提出了所谓“拼图法”。政治学所的年轻同志问过我怎么搞研究，研究什么？我回答：不用想这些问题，上学和工作是完全不一样的，上学的时候有教学计划，有老师给你制定一个图谱，让你按照计划去学习。但是工作了以后就没有什么图谱了，来了什么任务就做什么。这是不是没有头绪？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呢？那也不是。我现在相对而言是一个比较全面的学者了，但从我20年的经历来看，我从来没有自我设计过，也不可能去自我设计，没有资格去挑挑拣拣，只能踏踏实实，交给我什么任务我就做什么研究。在政治学所的这20年，我大大小小做了100多个课题，大到持续二十年的课题，而像“第二十九届夏季奥运会（北京奥运会）政治风险评估”这样的课题，只能算是中等规模的了。这20年、大大小小100多个课题，要我说，就像小孩玩拼图游戏一样，一步一步拼成了一幅完整的图画。我不主张给自己设计一个研究范围，这会把自己给框住，没有人能自我设计，自我设计就是自我局限。什么问题有意义就研究什么，不要急功近利，研究多了回头再看。其实，这个时代中国的政治课题就那么多，做上百十个课题，中国政治的“拼图”就差不多了。如果能够写出百十份报告、百十篇文章，当代中国政治的基本问题就差不多都会涉及到了。这个拼图可以从任何一个点开始，只要你拼下去，最后就会成为一幅完整的图画。
03
政治学人：您倡导“向实求学”，以“用脚底板做学问”为治学名言。您“重走红军路”、考察“瑷珲—腾冲线”，住进“江村”，特别是2017年徒步沿京杭大运河做贯穿半个中国的实地考察。是何种情怀和机遇使您开始并坚持了脚底之行？
■ 房宁
噢，这可是个大故事了。我来到政治学所以后有很多课题要求我们搞调研。2004年做“维稳办”的课题时，我们首先关注的是那个时期全国各地的“群体性事件”。那几年国内主要的群体事件，我们都尽可能到现场去做调研。当年有一个著名的事件——四川汉源瀑布沟水电站建设搬迁引发的警民冲突。那年我去现场调研，那也是我第一次去大渡河。国电有一个二级公司，即大渡河水电集团，负责开发大渡河流域的水电。我和这个集团建立了联系并一直延续到现在，4月份我们“重走红军路”他们提供了帮助。
重走红军路
说到“脚底板做学问”，2006年我们接受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做讲解的重要任务。那次长达三年的准备工作把我“擦亮”了，对我的研究工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那次的题目是《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政治学难就难在这，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各个都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权威，他们中许多人可是从基层做起的，从政路上几乎天天都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给他们讲解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太具有挑战性了。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挑战，也是对中国政治学界的挑战。《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课我们整整准备了三年，“脚底板做学问”就是在这三年的痛苦磨砺中总结出来的。
给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讲解，是党中央交给社科院党组的任务。社科院党组要负责审理讲稿。我的第一版稿子就被批评了。记得当时一次审稿会上，陈奎元院长严厉地对我说：房宁，你那个稿子我根本看不懂。陈院长曾做过多年的省委书记，对这个主题自然是十分了解。陈院长说的是一句很重的话。我经过认真准备，参考了大量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资料，做了多遍文献综述，但还是被完全否定了。说实话，我当时真想钻到桌子底下去。
说实在的，我当时真的不明白究竟应该如何准备。我要特别感谢当时任中纪委驻社科院纪检组组长的李秋芳同志。在我困惑之际，秋芳组长对我说了一句，她说：“房宁，你的这个稿子格局小了”。这话虽然有些刺激，但一下子把我擦亮了。这句话让我幡然醒悟，我意识到了作为一个普通社会科学研究者的缺点，或者说是我们的局限性：我们爱吊书袋子！我们面对各种任务时，不管是写文章还是做课题，往往是把自己知道的半斤八两拿出来抖抖。这是和自己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的知识体系有关系。要想完成给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解《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这样的课题，靠自己擅长那些的一管之见远远不够的！抖落自己知道的那点东西，也许刚好是别人不知道的，但是绝对不足以全面地回答问题，不足以完成任务。在那种场合，需要把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方面面都吃透，所有应该涉及到的问题你都要有所回答，而不能仅仅依靠自己擅长的，只答自己有心得的、有知识储备的，那是根本不合格的。而这正是包括当时的我在内的许多学者的局限性。
从那时开始一直到正式开讲的时候整整三年。在这三年里，我做了很多课题。每到一地调研，包括出国的调研，我都没忘记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相关问题。每一次调研，我都在观察、思考和积累。记得2010年的7月份，这个讲解任务再次提上日程，确定了时间。最后一次重新修改、整理讲稿，我三天就完成了，十分顺利，并且很有信心、很有把握。倒未必说我水平有多高，但我知道，我的所有论述其背后的事实我都亲眼看到了，每一句所反映和代表的事实我都烂熟于心！每一句话的所指和能指之间的关系都非常确定、清晰。总之，理论和实践高度结合了。
讲课的前三天，我接到了院长秘书的电话，让我赶紧去一趟。我心里害怕是不是又有问题了。走到大楼底下，望着院长办公室窗户，我想他今天要再提问题、再说不行，我就请院长另请高明了，我真的是江郎才尽了。结果没想到一进去就看见高培勇也在场，陈院长和颜悦色的，原来他对这个稿子很满意。他勉励了我们一番，鼓舞一下士气。临走陈院长说三条：第一，他作为中央思想政治工作领导小组的成员，参加过了很多次集体学习，而他认为这个稿子是比较出色的；第二，他认为这个稿子会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认可；第三，他说，这个稿子好就好在分寸把握得好。临出门陈院长说：“没问题，好好讲”！
那天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我非常自信。我面对的都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都是搞了一辈子人民内部矛盾的。但是对于这个问题，我相信我和他们是平等的，平等不是在人格意义上的，人格意义上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平等是在知识和智慧意义上的。我敢保证那天在我讲的问题的相关知识范围内，他们知道的我基本也知道。集体学习结束之后，胡锦涛总书记和我们交流讨论，他很和蔼也很高兴，看得出来他应该是比较满意的。
我们的讲解是在那年国庆节的前两天。国庆节假期后上班第一天的九点钟我家电话响了，原来是陈奎元院长的电话，听得出来在电话那头陈院长很高兴。他说，那天集体学习结束后，坐他边上的一位领导同志说：“陈院长，我听了这么多集体学习，这个讲得好”。陈院长接着说，国庆招待会上，胡总书记敬酒时，他专门走过来对我讲：“昨天两位所长讲得很好”，分寸把握得很好。我马上想起，讲解前陈院长叫我们去他办公室时，他说的三条。我们自己说好不算数，别人说好才算数。陈院长事先说的三条全部应验了，难怪他这么高兴。我们的工作最终得到了认可，我也十分高兴。更重要的，更值得高兴的是，我们经历了艰苦磨难的过程，克服了困难，完成了自我的超越。
“脚底板做学问”，就是在这样摸索、总结出来的。完成这个任务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大量的调查研究。回答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需要去做大量的调查研究，去接触人民群众，接触干部，接触大量群体性事件，接触社会的阴暗面、不公正的现象，去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了解人民群众的愿望。不去和这些问题滚上几年，凭什么去讲解这个问题？这是我做过最难的课题，这件事就让我明白了做研究就得去跑路。按我们的说法就是：在路上、在现场、在会上。我一直十分感谢李秋芳组长，那几年跟着她做“吏治”的课题，我们有时实在是搞不下去，“憋”不出来了，我们就出去调研。我们编了一句顺口溜：“坐困京城，一筹莫展；出去走走，柳暗花明”。出去调研没有一次踏空的，没有一次白跑的。
我今天第一次说出了，我所说的“脚底板做学问”的来历。因为我认为这个故事是属于我们整个中国政治学界的，特别是应该属于年轻一代的政治学人的。在调研的路上，我渐渐懂得了，搞政治学研究，首先要还原事实，复现现场。如果不做这个工作，你说的永远是外行话。外行话，糊弄外行还行，糊弄不了内行。从那时起，我终于明白怎么做学问：从基础做起，从点点滴滴做起，从事实做起。包括“说法”“做法”和“想法”的所谓“三法区别”。不少人把说法就当成做法了，把做法再当成想法。这表明他们缺乏基本的科学知识，不懂科学方法。我们政治学研究的大部分的问题和事实都是已经发生过的，所以我们的认识是事后的认识，它必然要受到我们主观的干扰，难免有概念化的问题。因此，不能缘木求鱼，不能临渊羡鱼，而要退而织网。我们要真正去到实践当中，去复原已经发生过的事实，因为越接近历史的真实就离真理越近。
04
政治学人：您提到关于“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调查过程持续了三年之久，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有时候只能观察到了事件很浅显的一个表象。我们应该怎么去寻找一个突破口，才能探索它背后的真实和真理呢？
■ 房宁
我再讲个小故事，还是从“向实求学”和“用脚底板做学问”开始。
我在政治学所刚提出“脚底板做学问”的时候，有的同事不理解，调侃我用脚底板做学问，不动脑子。但后来许多人意识到确实需要多调研，于是转变了想法，去调研了。但是他们调研回来又说：“房所长说搞调研，我们去了没什么收获。”这话他们不好意思直接和我说，但传到我耳朵里了。我说，如果去一趟就想有感觉、有收获，这也太便宜了，学术也太容易了，便宜没好货。没感觉没收获，接着再去呀！直到有感觉，有收获，没有别的办法。这就是经验，这就是积累，这就是熟能生巧，这就是一万小时法则。
我们经常会讲到数量和质量的关系。大家都希望做出有质量的科研成果。但好文章是从烂文章开始的，谁天生下来就能出口成章？！质量需要一定数量的积累作保障、作前提。就像路跑，马拉松爱好者有一句话：一步都不能少。准备马拉松必须达到一定的跑量，否则就很难完成，至少取得不了理想成绩。我根据自己的多年科研工作以及组织科研工作的经验，总结出了政治学者成长的“十、百、千、万”。要想成为能够独挡一面的政治学者、政治科学家，要经历“十、百、千、万”的过程，即调研10个国家；至少做100篇文章或研究报告；1000天的实地调研；100万公里的行程。这里所讲的调研是真正的调研，是像华中师范大学或者像我所做的调研。这种调研不一定有人接待，但一定是有题目、有计划、有前期准备、有方法，现场有记录、后来有总结，最后要有资料集和研究报告。没有这些，不下这个功夫，文章是没法看的。现在大量政治学的文章都是“编”的，没有调查研究基础，不具有事实依据。最多是文章作者的个人看法，算不上政治科学研究成果。
房宁在双江口水电站工地调研
05
政治学人：房老师您提到做调研是要有充分的前期准备的，其中了解政治实践的多种形态是重要且必要的。您将政治实践分成了“说法”“做法”“想法”三种形态，那么您认为了解这三种形态具有怎样的功能？我们应该怎样去正确把握？
■ 房宁
这就要讲到调查研究和政治科学了。作为政治科学家，我用三分法观察政治。
首先是各种“说法”，包括中央文件、党代表大会报告、领导讲话、理论著作等文献，这些是对事实的描述或宣示。而“做法”是实践中发生的事实。政治科学家首先要能够辨认“说法”和“做法”的区别，不能把说出来的话语当成已发生的事实。现实政治中大量存在只说不做、只做不说或多说少做、少说多做的情况。在“说法”和“做法”之间，特别是两者的差距之间，还能体现出“想法”。“想法”就是最初的政治意图和动机，是这三者构成了政治事务。仅仅研究纸面上、口头上的东西，不是搞政治科学。就像古代人看月亮，可以产生无限遐想，认为上面还有兔子。所以如果光看“说法”可以得出任何不同的理解。对于政治科学家，能够区分“说法”“做法”和“想法”三者是必备的素质。但是现在很多人写文章还是没搞清楚。我做《政治学研究》主编时，文章到我审核的步骤时应该说是相对较好的文章，但有些我看到仍会生气。因为这些文章里列举的数据，描述的事情，引述的文件，根本就没发生过，完全是睁眼说瞎话。这就是调查研究出了问题，作者不知道这些东西“说”了之后究竟在现实中“做”了没有、做了多少。但却把这个“说法”当成事实和论据了，说说而已的事情，被当真了！
这也是为什么许多政界人士、官员干部对国内政治学界比较轻视的原因。所以我调侃说，我们政治学有两大学派，一个是“给个棒槌就纫针（认真）”学派，一个叫“拿着鸡毛当令箭”学派。
房宁在韩国国会调研
06
政治学人：在典例调查中，您提到，政治学研究的“到场问题”是比较难解决的一个问题。对于研究者而言，我们应该怎么去克服这种到场困难呢？
■ 房宁
“到场”是政治学研究比较难以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是层级的选择，我国是五级政体：中央、省、市、县、乡镇。越往上越难“到场”，越往下越好“到场”。所以做研究，首先要选择适当的层级来解决“到场”问题。理论上来讲是政府层级之间具有同构性，上面的问题会反映到下面，下面的问题也会被推到上面。比如，现在中央讲“四个全面”，乡镇也讲“四个全面”，这就是同构，依此类推。选择合适的层级解决到场问题，基层相对容易一点。
第二是“找对人”，这是方法中的方法。
调查研究首先要了解事实，复现现场。问题是怎么去了解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情？对于调查研究以及调研者而言，须知，世界上没有秘密，只有你不知道的事情。因此调研中找到那些知道“秘密”的人就是最重要的，我们称之为“找对人”。任何秘密都有人知道，西方政治学中把那些知道秘密的人就叫“gate man”（把门人），任何事物总有一个角度可以观察得到。因此，我搞调研开始阶段是找人，找对的人。什么是“对的人”？第一，他了解情况；第二，他价值中立。发生了群体性事件或腐败案件，找到当事人他肯定了解情况，但从专业角度却意义不大，因为那些当事的贪官不会告诉你实情，总是为自己开脱。第三，是愿意跟你说。真正的难点在这里。Gate man怎么会轻易对一个外人说实情呢？所以，作为调研者、作为政治学家最重要的就是取得Gate man对你的信任，只有这样他才可能愿意跟你说。我在中国的各个地区、各个层级都有一些这样的朋友。他们了解我、信任我，愿意向我提供各种真实的情况。哪里发生了事情，我可以第一时间拜托当地的朋友去了解情况。有时候甚至用不着我说，他们就会主动找我。当然，这是一个需要通过定点观察和深耕积累的过程。就像费孝通深耕在江村，是因为他姐姐费达生在开弦弓江村工作了十几年，她就是费孝通的“Gate woman”。我去开弦弓村调研，上世纪30年代这村的人们把费达生说是织女下凡，是上天派来救他们的人。过去养蚕的孵化率很低，蚕宝宝孵化时，开弦弓村如临大敌。人不能出门，说话不能大声，非常神秘，生怕蚕宝宝死了，一年的收成就完了。费达生当时从日本留学回国，践行实业救国，通过科学技术大大提高了蚕的存活率和出茧率，开弦弓村民把她视为神人。她在那里待了十几年，给大家培训、办厂。所以在开弦弓村，几乎没有费达生不知道的事情。费孝通来江村调研采访费达生就够了，或者他姐姐告诉他该去问谁。我们调查研究也要去找我们的“费达生”。
找对人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取得对方的信任。政治学者需要具有优于常人的取得他人信任的能力。这和自然科学家不一样，自然科学家中有很多怪人，但是政治科学家不能这样，政治学者要有魅力，有亲和力，需要具有取得别人信任的能力，这样人们才有可能愿意讲给你讲实情。
房宁与团队成员为前往江村调研做准备
07
政治学人：您在专注政治学研究的同时，也一直在总结研究经验，《向实求学：政治学方法五讲》则是您四十年工作经验的重要结晶之一。在您看来，“向实求学”或“脚底板做学问”的具体涵义是什么？
■ 房宁
在变革和发展的时代，学术研究要向实求学。向实求学就是要向有实践经验的人学习，就是要以实践为导向，向实践求知识。其实也就是归纳法。我们搞研究分为三个层面——事实层面、政策层面、理论层面。在实践中做调查研究，在这个基础上把它上升到政策层面，归纳知识，提炼理论。真正把现实问题理解透彻了，理论就呼之欲出了。
所谓“脚底板做学问”，意思就是要以到达现场的调研为政治学研究的主要方式，就是以研究者获得的第一手材料为科研的主要依据。只有“脚底板做学问”才有可能做出原创性的科研成果。在这个时代，靠案头研究、文本研究很难做出原创性的政治学成果。而缺乏现场主义，调查研究不足，是当前中国政治学的主要问题与缺陷。
08
政治学人：您指出“变动、变革、发展的时代，是实践走在理论前面的时代”。“向实求学”要从实践中发现规律，提炼理论。在您丰富的“脚底之行”中，您认为得出的最重要的理论发现是什么？这些发现对于解决我国政治的重大问题有何助益？
■ 房宁
“最重要的理论发现是什么”？噢，这个问题恐怕不能由我来回答，而要由其他人或是后人来评价。
如果一定说点什么，我可以讲一讲我的长期科研工作中印象比较深的一两个例子。
第一个是关于“新左派”。我在40岁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叫《社会主义是一种和谐》。这篇文章是我对苏东剧变的思考，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内在矛盾的一个思考。“新左派”的概念最开始是现任《文化纵横》杂志社社长杨平在90年代末提出来的，不过一开始叫“新左翼”。杨平是一位非常敏锐的思想家，当时他说：中国知识界出现了一个新的动向，可以称之为“新左翼”。他说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他读到了一篇文章和见了一个人。他提到的文章就是我写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和谐》，那个人就是刚从美国回来的崔之元。我记得我写完这篇文章初稿时特别兴奋，打印出来就跑去找杨平。他当时是《北京青年报》的副主编，那天在值夜班，我俩在报社里聊到凌晨三点。我们的朋友秦晖把“新左翼”改成“新左派”，应该说有点贬义。后来“新左派”的概念不胫而走，流行了起来。
再有一个是所谓的“对冲理论”。这也许算是对我对中国政治模式的一个学术解释，也是一个机制分析。为什么中国民主要“三统一”？也就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是政治语言。这些年来，我在官方意识形态中发挥的一个作用就是把政治语言翻译成学术语言，即揭示其中内在的规律与机制。按官方说法，“三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特征。民主实践或者民主制度从事实和客观层面，主要包含三个元素：第一是权利保障。从大宪章开始就在讨论权利保障，一路走来从宪法到法律，从法律到事实，所有的国家都走过了这条道路。第二个是权力制衡。十七大以后我们中国也开始讲权力的制衡，过去最多只能讲权力监督。我们知道实际上权力是很难监督的，还是要靠制衡。第三是多数决定。我把这三项归纳成民主政治的三元素，即：权利保障、权力制衡和多数决定。在我看来，民主政治无外就这三个基本元素，就像光的三原色一样。
在历史上各国民主政治存在相似性，所有民主政治的开始都是对民众，特别是社会下层民众给予一定的权利保障。日本明治维新的《五条誓文》讲到“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使人心不倦”。这就是在描述权利保障；义乌的“四允许”，即“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也是权利保障的体现；英国的《大宪章》，美国的《宪法》，法国的《人权宣言》、《权力法案》等等，都是权利保障的体现。但“多数决定”相较而言经过了一个更为漫长的发展过程。美国《独立宣言》的精神就是“人人平等”，但是美国从宪法到法律，最后再到事实，几乎经历了200年的发展过程。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到1787年《宪法》经过了10多年，再到林肯的宪法第十三修正案，以及林肯死后的第十四、十五修正案，美国才在宪法层面上废除了奴隶制，而这时距离《独立宣言》已经过去80多年了。从美国宪法第十三、十四、十五修正案，再到各州的法律，一直到上个世纪的50年代、60年代乃至70年代才最终得以落实。人们说101空降师是美帝国主义的爪牙、打手，其实它也捍卫过美国民主。1957年9月25日，美国政府出动精锐的101空降师护送阿肯色州小石城黑人学生进入公立学校上学。这时距美国《独立宣言》发布已经180年了。
我们国家对人民权利的保障主要是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实现和落实的。但我们国家的权力始终是集中的，而不是分散的，也就是说我没有自由选举，没有竞争性的选举，这是为什么？我们在多国政治发展的比较研究中形成一组概念叫：分配性激励和生产性激励。现在中国仍处于工业化阶段，这是社会大变动、矛盾多发、问题多发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非常容易产生社会冲突。如果在这个时期实行竞争性的选举，各种社会矛盾、经济矛盾、文化冲突会迅速转变为政治矛盾，从而中断一个国家的工业化的进程，这种现象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一再上演。所以在这个时期尽管我们也有选举，但不是竞争性的选举，目的就是要防止社会矛盾政治化。工业化阶段是社会矛盾的多发期，若采取竞争性的选举，就会导致分配性的激励，即会把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引导到对社会财富、发展成果的争夺上。诺思的经济学理论早就揭示了这一原理。所以，目前我们的体制一方面保障人民权利，调动人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则是集中国家权力，防止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的政治化。只有这样形成保障权利与集中权力的“对冲机制”，才既有利于中国工业化的发展，同时又有利于保持政治与社会的稳定。“三统一”实际上就用政治语言讲出了这个意思。这是中国发展的奥秘。在工业化阶段，中国要想既实现发展又能保持稳定，就只能采取这种权利与权力的对冲机制。我认为这是我和我们的团队提出的一个比较有意义的理论，应该说是个中国化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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