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片人兼总导演吴志勇：揭秘《紫禁城》热播的背后故事

北京卫视《档案》主编

纪录片总导演

“这部纪录片之所以不叫“故宫”，就是想突破“故宫”这个概念。这部纪录片想做的不仅仅是一部故宫的纪录片，而是一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

“随着对故宫的了解越多越深入，我们越觉得故宫是一个生命体，它见证了600年的历史，那些建筑和文物，你会感觉到它们有生命，它们在无声地诉说。”

"我们以“紫禁城”为题，用故宫的建筑和文物为依托和佐证，以城看史，以城讲国。这部纪录片把视角打开了，很多观众称，这是最生动的历史课，我觉得这是它受热捧的原因之一。"

20121年的立冬，北京早早地迎来了第一场雪。

雪后的故宫也变回了紫禁城，别有一番韵味。而纪录片《紫禁城》的热播，更为故宫平添了一抹厚重。

日前，周深的一首新歌《光亮》刷爆了各大平台。这首歌正是《紫禁城》的主题歌之一。整首歌曲大气磅礴而华美，有一种令人惊叹的充满历史厚重感的美。加上周深的绝美音色地演绎，再配上京剧唱腔和念白，让人深刻地体会了跌宕人生的世事无常，大气婉转的旋律与历史遥相呼应。这也顺势让《紫禁城》大火了一把。

《紫禁城》热播之际，美梦成真独家专访了《紫禁城》制片人兼总导演吴志勇。他将独家揭秘《紫禁城》热播背后的故事及三年来创作的心路历程。

尤征：您好，请向美梦成真粉丝介绍一下您的近况和从事的行业？

吴志勇：我是导演吴志勇，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档案》，在最近刚刚播出的大型纪录片《紫禁城》中，担任制片人和总导演。

尤征：大型系列纪录片《紫禁城》正在北京卫视和各大网络平台热播，作为制片人和总导演的您在当初是怎样与《紫禁城》结缘的？

吴志勇：说起《紫禁城》，不得不提到故宫。早在2018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就与故宫博物院合作，打造了《上新了，故宫》这样一档文化综艺节目，实际上在这一年，我们就同步策划了大型纪录片《紫禁城》，希望在紫禁城建成600年的时候推出。

相比于文化综艺节目，纪录片制作的周期较长，需要一支专业的纪录片队伍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打磨。

作为北京卫视品牌栏目《档案》一支经验丰富的纪录片团队带头人，我曾经带领队伍制作过《伟大的抗美援朝》、《砥柱中流——伟大的敌后抗战》、《伟大的贡献》、《红军不怕远征难》、《中国1927》等多部大型系列纪录片，所以，这个项目交给我来牵头，我非常荣幸地担任了这个项目的制片人和总导演。

从个人因素来说，我非常喜欢这个题材。我是20年前来北京上大学的时候去过一次故宫，当时因为囊中羞涩，没有钱请导游，而且网络信息也不像现在这么发达，逛完一圈下来，我对故宫的了解并不深刻，一路上偶尔听旅行团导游讲的关于故宫的故事也多是野史传闻，不太靠谱，所以我觉得有点遗憾。当时我就想，承载了近600年历史和5000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紫禁城，值得有更好的传播方式，让国人真正地、深入地了解它。没想到20年后我有了这样的机会，能够成为纪录片《紫禁城》的创作者，这真的是很深很深的缘分。

您觉得《紫禁城》为何能在众多讲述故宫的优秀作品中独树一帜，受到大众热捧的原因是什么？

吴志勇：故宫在大众的心目中一直就有着很高的热度，所以和故宫相关的影视作品必然受关注程度较高，但正因为太多人关注，所以一旦做得不够好，那就不是被热捧，而是容易被热骂。

近年来，故宫题材的纪录片出过很多，2005年央视版《故宫》刚播出的时候，对于我来说已经是故宫纪录片的天花板了，后来陆续推出的《我在故宫修文物》、《故宫100》、《从卢浮宫到紫禁城》等等，各有各的特点，无论是从故宫的建筑、文物还是从故宫人的角度，都做得非常透彻和深刻了，所以最初在接到这个题材的时候，我觉得留给我创作的空间并不大，但在创作这部作品的三年时间里，随着我对紫禁城的了解越深入，我越感觉紫禁城所承载的东西真的是太博大、太浩瀚了，里面的故事是讲不完的，而且时隔多年，我们的影像技术手段有了很大的升级，所以在创作《紫禁城》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有信心。

从目前播出的效果来看，这部纪录片的热度是很高的，已经连续好几周都排在腾讯视频历史纪录片的榜首。我也在收集大家的反馈，分析大家喜欢这部纪录片的原因，我个人认为有以下几点：

首先，在角度和立意上与以往不同。这部纪录片以“紫禁城”为题，让观众充满了想象空间，紫禁城600年，会推出一部怎样的纪录片？跟以前的故宫纪录片会有什么不同？其实，这部纪录片之所以不叫“故宫”，就是想突破“故宫”这个概念。故宫在我看来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个是故宫博物院，一个是过去的宫殿，都涵盖不了我想表达的主题。我们这部纪录片想做的不仅仅是一部故宫的纪录片，而是一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

在空间上，我们跳出了“故宫”的物理空间，将视野投向了更广袤辽阔的中国，去到了全国80多个外景地拍摄与紫禁城历史相关的纪实内容，做到了从紫禁城走出去，再回到紫禁城的多维空间表达；在内核上，我们选取了“变局”这个词为题眼，用600年中大的历史“变局”事件作为主线，串联起600年紫禁城风云史，这样一来，紫禁城就成了一双眼睛，一个中心舞台，一个符号，我们以“紫禁城”为题，用故宫的建筑和文物为依托和佐证，以城看史，以城讲国。

我们希望观众通过这部纪录片更加深刻地了解紫禁城所见证的中国近600年的时代更迭，而不只是代表皇帝的宫廷，甚至就是后宫。现在故宫在年轻人群体中是一个网红打卡地，但很多都是因为一些宫斗电视剧慕名而来，我希望这部纪录片能让他们真正地了解紫禁城，尤其是了解这座宫殿背后60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以，在历史知识面上，这部纪录片把视角打开了，很多观众称，这是最生动的历史课，我觉得这是它受热捧的原因之一。

其次，这部片子能引发观众的讨论，说明具有思辨性。思辨，是对历史观的塑造，也是对现实的启发。在紫禁城见证的这600年历史中，很多事件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历史的发展进程，这些事件的时代背景和前因后果是什么？在大众耳熟能详的知识领域背后，还有哪些不为人知或熟知的细节？去提出疑问，去寻根溯源，并找到答案，是我们这部纪录片的方向。通过对历史的追寻与叩问，当代人能得出怎样的结论？这个结论不一定是我们这个片子直接给你，但我们希望它能够触发每一个人不同的思考。目前看来，片子能引起观众的热议，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因素我觉得是视觉呈现上，为了记录故宫珍贵的建筑和文物。我们此次在故宫的拍摄采用了8K拍摄，希望把故宫用目前最好的影像技术以另一种方式保留下来。在故宫拍摄三年，我们记录了紫禁城的风霜雨雪，记录了紫禁城的日月星辰，也记录了紫禁城的繁花似锦，这些素材都是用8K拍摄。8K我觉得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影像清晰程度更高了，它的确是超越了人体肉眼的极限，对于一个画面，它的所有信息量都被放大了，观众能解读到的信息就更多，对于建筑和文物的拍摄，8K可以说增加了另一种叙事的手段，一件文物，我们以前看到的就是一个整体或者某一个细节，但是8K可以深入到文物的材料肌理、原料的层次、颜色的细微差别，这些都是故事，所以我更愿意把8K当作一种叙事手段，而不是技术手段。

另在故事表达上，我们采用了一位讲述人和多位专家学者共同讲述的方式来贯穿全片，使得画面和叙事节奏上不那么单一；此外我们还采用了一定体量的历史再现，在横店1:1的明清宫苑复现了部分历史场景和事件，对于有些难以再现的场景，我们用原创插画和CG动画的形式做了很多创作，所以在视觉效果上是令人耳目一新的。

最后，在年轻化的表达和网络化传播上，这部纪录片做了一些大胆的尝试，那就是为每集纪录片量身定制了一首主题歌。在《紫禁城》的分集主题和脚本架构出来之后，我们就开始和音乐制作团队深入沟通，根据每一集的主题和脚本内容提炼每一首主题歌中想传达的时代特质和历史态度，并根据每一集的不同特质寻找相应的歌手。当然，我们对于歌手的选择标准非常严格，首先是形象要非常正面，其次是实力，我们是以“歌手”的标准去寻找演唱者，而不是以流量为标准，最后敲定的12位歌手，可以说都是非常正能量的实力歌手。每期的主题曲根据当集的主题相对独立，风格也是不同的，我们不希望大家一想到历史纪录片的主题曲就是那种传统的主题曲，想要改变就需要勇敢地尝试。这12首主题曲中，有京剧元素、歌剧元素、流行风格、摇滚风格甚至是说唱风格，非常具有实验性。纪录片播出后，这些歌曲的传唱度非常高，网友说这相当于每一堂历史课豪华的下课铃声。纪录片为歌曲注入了历史的厚重感，歌曲用年轻化的表达提高了纪录片的传播度，两者相辅相成，从而达到了出圈的效果。

《紫禁城》这样一部鸿篇巨制，您在创作中面对的挑战和难题各是什么，您又是如何带领团队克服的？

吴志勇：在上一个问题我讲到了，因为故宫题材的影视作品受关注程度太高，所以观众会自然拿以前很多成功的作品来做比较，那么，如何把这部纪录片做出新角度，新立意，如何破题，是我要面临的最大挑战。

在这三年的创作时间里，我们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都是在学习，从最基础的故宫常识学起，首先是看书，与故宫还有明清史相关的书籍我们看了不下100本，然后无数次地去故宫。我们根据从书上了解的历史，去寻找历史的痕迹，找历史的共鸣，说得浪漫一点，就是和故宫培养感情。随着对故宫的了解越多越深入，我们越觉得故宫是一个生命体，它见证了600年的历史，那些建筑和文物，你会感觉到它们有生命，它们在无声地诉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脑海里的思路会渐渐变得清晰起来，所以，最终我们找到了一条路，那就是依托一座城，以建筑和文物带故事，让历史告诉今天。

我们想透过紫禁城600年的前世今生，追溯昨天的中国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现在，那明天的我们将会怎样？我们或许可以从600年的紫禁城中，去寻找到自己的答案。所以，我们最后确定以“紫禁城”为眼，以“变局”为切入点，站在大历史的视角，选取中国600历史进程中若干“变局”事件，从历史的拐点中解读得失，从中华文化中汲取中国智慧，透过紫禁城的视角来认识世界，也让世界从紫禁城浓缩的这600年中，读懂中国。

可以说，这个角度确实是任何故宫题材的纪录片没有涉及的，或者说没有系统、深入挖掘过的，解决了这个问题，接下来就是执行的问题。在执行过程中，我们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在故宫的拍摄，因为拍摄对象太特殊了，它不像我们拍其他的题材，可以按照我们的想法和技术标准来拍摄，故宫本身就是文物，我们拍摄它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要以保护文物为基础，这对我们的摄制组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包括设备、人员规模、时间等等，这是对的，所以我们在故宫拍摄每一个镜头，都是谨小慎微的，有的时候感觉都要屏住呼吸，所以每一个珍贵的画面都拍摄得非常不容易，要做很多提前的工作，而且故宫的面积那么大，文物那么多，我们想尽可能全面的记录下来，确实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而在这个过程中，因为疫情，我们的拍摄工作也中断过几次，所以片子最终推出是在2021年，虽然错过了紫禁城建成600年这样一个时间点，但是在紫禁城第二个600年开始的时候播出，也是恰逢其时的。

尤征：筹备了3年之久的《紫禁城》，作为创作灵魂的您和团队是怎样高效分工做到步调一致的？

吴志勇：《紫禁城》的导演团队共15人，人员组成比较复杂，其中有经验丰富的老导演，也有不少90后的新导演，要把团队拧成一股绳，高效地运转起来，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三年的制作时间，我们有一年时间是在一起调研、学习、论证和策划，大家的步调相对一致，后来按照分集内容各自认领任务后，我就分别对每一位分集导演，一对一地不断对脚本内容做取舍、推翻、重建和打磨。到了拍摄阶段，参与整个拍摄的人员就多了，队伍很庞大，为了高效地工作，我把摄制组分为了故宫拍摄组、纪实拍摄组、历史再现组三支摄制组。其中故宫拍摄组大概30人，这两年是常年在故宫拍摄建筑、文物、四季的变化等等；纪实拍摄组负责的是故宫以外的外景纪实部分，根据12集脚本的内容，我们涉及到的外景拍摄大概有80个地点，除了北京，还去到了南京、苏州、太仓、杭州、湖州、福州、厦门、泉州、荆州、凤阳、宜宾、景德镇、威海、承德、怀来、赤峰、甘肃、青海、澳门等城市；历史再现的拍摄是在横店完成的，这部分拍摄的人员规模在80人左右。所以加起来参与拍摄的人员大概有150人。拍摄结束后，我们的后期制作又集中到了一起，由一个整体的后期制作团队与导演团队对接，分工协作，这支后期制作团队非常优秀，为了能赶在今年10月开播，每天的工作时间都超过了12个小时的，足足坚持了6个月，才最终打造完成了大家现在都能看到的《紫禁城》。

尤征：纪录片在诸多的影视创作中是尤为辛苦的，周期又长，您为何对纪录片情有独钟？

吴志勇：其实纪录片并不是我从业之后的第一选择，我觉得准确地说应该是纪录片选择了我。我最开始做的是新闻记者，因为我大学里学的是新闻专业，毕业后我先是做了几年的公益节目记者和社会专题节目编导，这些节目都是纪实性节目，真实性是最基本的原则，我喜欢真实的非虚构的创作。而在做这类节目的过程中，我的心态和性格也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从一个年轻人最初的浮躁，慢慢慢慢沉淀，变得更为平和、平静和善于倾听，正是这种潜移默化的改变，让我一点点地朝着纪录片的方向靠近。我很喜欢拍纪录片时那种安静的感觉，我只需要专注这件事本身，比如拍《档案》，我可以泡在档案馆里整整一天，就为了查找一份我想要的档案；在拍摄长征纪录片的时候，我们为了挖掘到长征路上更为鲜为人知的故事，可以花几个月的时间重走一次长征路，体验当年红军如何爬雪山、过草地；恰恰是因为拍纪录片所花费的时间长，才能记录到历史的痕迹、时光的更替、事物的变化、人物的真情实感，对我来说拍纪录片虽然条件很艰苦，体力上也比较累，但我的内心是享受的。

尤征：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事导演创作的？说说您的第一部作品？

吴志勇：我是2004年进电视台参加工作，作为电视导演，做过的节目数量可能无法统计了，但能被称之为导演作品的，应该是从2014年创作的系列纪录片《伟大的抗美援朝》开始，这部作品获得了当年中宣部的“五个一工程奖”，也是从这一年开始，我的创作方向转向了纪录片，也才有了后来的《砥柱中流——伟大的敌后抗战》、《伟大的贡献》、《红军不怕远征难》、《中国1927》，还有今年的《紫禁城》。

尤征：5G时代风口转换日新月异，您如何看待纪录片创作的趋势和市场需求？在您心中艺术和商业二者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吴志勇：5G时代的到来确实带给了我很多的思考，在传统媒体这么多年，我做纪录片的思维方式，以前多是停留在单纯地思考如何创作出一部好的作品，现在我更多地在考虑，在5G时代下如何让一部好作品更好地和市场接轨，当然，不管环境如何变化，内容创作永远是第一位的，无论是电视端还是新媒体端，都需要优质的内容。所以优质的内容仍然是前提，我所说的优质内容，当然也会更多地考虑当下市场和受众对纪录片题材的需求，然后再结合新媒体的传播特性，利用5G的优势，让优质的内容与市场和受众之间产生更为直接的互动。

尤征：移动互联时代，短视频的兴起，让大家越来越觉得个人IP的重要性，您如何看待个人IP？

吴志勇：我觉得个人IP就是把个人商品化和价值化。移动互联网时代，个人IP就是一个人的品牌符号，一个成功的IP，是一个人的终生价值。能打造成个人IP的人必须要具备两个特征，一个是公信力，另一个是在某一垂直领域有着超强的影响力。但我觉得个人IP不是仅仅靠资本就能打造的，个人IP的形成需要多年的积累，比如多年的文化修养，或者对某一个垂直领域的独特见解的持续输出，持续影响后才有的结果。

尤征：如果用三个词形容你的个人标签，您会用哪三个词，为什么？如果用三个词形容你的创作标签，您会用哪三个词，为什么？

吴志勇：包容，谦和，踏实。这三个词不是我自己给自己贴的标签，而是从别人给我定义的一些标签词中选取出来，我觉得最贴合我的三个词。

包容是我对不同事物、不同人、不同观点的接受度，比如带团队，大家个性不同，做事的方式不同，但我可能更看重每一个人不同的闪光点，在创作中，我希望能听到不同的声音，我能接受一切在创作想法上的天马行空；谦和，是我待人接物的态度，是谦虚、和气、和善，我性格比较有亲和力，在别人眼中算是个“暖男”吧；踏实，是很多跟我合作的人给我的评价，做事本分，能沉得下去，答应的事一定能做到，而且任劳任怨，不计较得失。

如果用三个词形容我的创作标签，我觉得是：深度、温度、新意。这是我对自己创作的三个要求。我做的题材，以历史题材居多，这些历史或多或少都是大家熟知的，那我怎么能够让作品脱颖而出，就要在这三点上做文章。深度，是故事挖掘得深刻，观点表达得透彻；温度，是在故事里见人见情，有血有肉；新意，是创新的手段，让观众能看到他们熟悉的领域不熟悉的细节，平时看不到的角度，和耳目一新的呈现方式。

尤征：您是如何看待财富的？您认为财富与实现自我价值有着怎样的关系？

吴志勇：首先我肯定财富是个好东西，它是生存或生活的基础，追求财富也是人之常情。财富不仅仅是物质，它的本质是给这个世界创造出价值，所以，所有的财富的一种渴望就是，不断的为这个世界创造更大的价值出来。

所以，你一定要看懂财富这个真相，你同时看懂你人生的真相，就是来好好的运用财富为这个世界去贡献出最大的价值。当你从这个层面去思考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你挣钱只是在满足你个人私利的话，那么，财富是一定不会被你吸引过来的。而相反，当你的焦点不在是满足你的个人的私欲，而是为这个世界带来最大的贡献的时候。你把所有的财富都投入在对这个世界的贡献上面，结果呢，你反而会轻而易举的赚到很多的钱。

尤征：对你影响最大的人生导师是谁？他对你有着怎样的影响？

吴志勇：应该是我刚入行时遇到的第一位制片人，北京电视台《真情互动》栏目的文燕老师。当时我刚毕业，什么都不懂，空有一腔热情，很想努力证明自己，但是没有机会，因为这个节目是周播，节目组有四个非常成熟的导演，刚好能满足每周一期播出的节目，我是好几个实习生中的一个，能做的只是一些打杂的工作，时间长了，心里难免会有一些着急。文燕老师看出了我们想做节目的急切心情，她对我们说了一句话：先做人，后做节目。这句话对我的职业影响非常大。我们当时做的《真情互动》是一档公益类节目，采访的对象多是弱势群体，是文燕老师教我不要把采访对象当作节目去做，不要有功利心，而是用真心去和采访对象共情，要做一个有温度，有人情味的记者，用真心换真情，这才是《真情互动》的团队文化。后来当我有了机会做节目，我才知道这句话有多么受用，所以，我一直把文燕老师当作我职业生涯的启蒙老师，虽然后来因为工作的调动，我离开了文燕老师的团队，但文燕老师一直都很关注我，我在工作上有好的成绩，也会第一时间向她报喜。现在文燕老师身在国外，听说我作为总导演的纪录片《紫禁城》要开播，还特意发了一条朋友圈，表达对徒弟的欣慰和自豪。我想，能成为职业启蒙老师的骄傲，才是我最为自豪的事吧。

尤征：您的人生信条是什么？

吴志勇：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做好当下比较重要，不要去纠结结果会怎样，一切顺其自然，是我觉得最好的状态。

尤征：如果将爱情、事业、家庭、健康、财富进行排序，你会如何排？为什么？

吴志勇：健康、家庭、事业、财富、爱情。有了健康的身体，才有可能拥有其他的一切，才能扛起一个家庭的责任，当然这个健康，也包括家人的健康。在这个基础上，其次是事业。我并不是一个事业狂，但我觉得对于一个男人来说，事业是社会价值的体现，没有事业，会让我在社会中有种剥离感。其后，才是财富，把财富排在靠后的位置，也不代表我不需要财富，而是不把财富当作第一追求目标，财富应该是水到渠成，它是自我价值的外在物质体现，但一味地追求财富就会成为一种欲望，在这种欲望中我们容易迷失自我，就会变得纠结和痛苦，从而容易失去其他更重要的东西。最后是爱情，这么说可能会让人觉得我很没有情趣，但爱情对我来说是青春的萌动，是烟花的刹那光华，在我这个年纪，爱情是会逐渐向亲情转化的，它更多的是陪伴，是牵挂，是细水长流，所以对我来说，它包含在家庭之内，不是一个独立的选项。

尤征：您现在是如何看待梦想两个字的？

吴志勇：“梦想”这两个字，说起来好像很虚无，因为它一定是很遥远的东西，不像是“愿望”，可以是明天或后天这种可以短期实现的目标。当然，每个人都可以有梦想，我自然也有，不同的人生阶段会有不同的梦想，对于我而言，梦想的意义在于它是人生路上的灯塔，能指引方向，它带着一定的职业属性。比如，在我还是一名初中生时候，我的梦想是做一名记者，所以我才会在高考时报考新闻专业，毕业后，我才会有针对性地去找相关的工作。幸运地是，我的这个梦想早已经实现了，我做过5年的公益节目记者和2年的专题节目出镜记者，现在我做纪录片，又会有新的职业目标，所以，梦想是有阶段性的。

尤征：每个人成长路上都会有起起落落，您是如何建立自信，寻找自我的？

吴志勇：每个人的人生路上都会有际遇起伏，受得起多大的赞美，就扛得住多大的诋毁。我觉得自信心一直都是内心对自己的笃定，而不是来自于外界对你的认可，我也会有被人否定的时候，但我不是一个急于去证明自己的人，这个时候我会自己消化不好的情绪，或者看一场电影，或看一本书，或听一首能给人力量的歌，然后继续做好自己的事，时间自然会给你证明。

尤征：您觉得您现在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吴志勇：谈得上遗憾的都是永远没有办法去弥补的事。如果在我的从业经历中例举，有一件事确实成为了我的一个心结。

2009年我做了一期节目叫《血色野人山》，讲的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入缅甸对日作战的远征军老兵的故事，我所采访的朱锡纯老人，在缅甸野人山历经生死，最终辗转回国，后成为一名普普通通的农民，2005年，朱锡纯老人被中央军委授予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金质勋章，他的传奇故事才被人熟知。节目播出后反响特别大，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位来自新疆的大姐打来的，她哭着跟我说她的父亲也是一名曾经的远征军战士，但因为各种的原因，她的父亲没有得到这枚勋章，现在她的父亲病重，在病床上看到这期节目后哇哇大哭，大姐知道父亲最大的心愿就是得到这样一枚勋章，就拜托我们能不能以节目组的名义，给他送一枚哪怕是用作道具的勋章，好圆老人家一个心愿。当时我觉得这样做不太妥，并没有直接答应，后来因为工作忙，一时就忘了这件事，直到两个星期后，我想起此事，觉得能帮助这位大姐说一个善意的谎言，也不是不可以，于是我打电话过去，电话那头大姐非常伤心地跟我说，她的父亲已经走了。当时这句话真的像针一样扎痛了我的，我觉得这是我永远都无法原谅自己的一件事，如果问我的人生中有什么遗憾，我总是会第一时间想起这位带着遗憾离世的老人家。

尤征：请谈一下您过去一年最大的变化和体会？以及在未来一年将要实现的目标和期许？

吴志勇：即将过去的2021年，很充实，也有一些疲惫。因为纪录片《紫禁城》，这一年我一直处于紧绷的状态，工作强度和心理压力都非常大，跟以往操作的项目不同的是，这次我不仅担任项目的总导演，还是项目的制片人，除了内容的创作，还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在项目运营上，以前我的工作相对纯粹一些，现在负责的工作更全面，但也正因为如此，我才有机会真正地把内容和市场进行对接，这对于我来说是迈出了一大步，迫使我从一个纯粹的内容生产者到一个兼具内容生产和市场运营的经营者转变。

2022年，北京广播电视台会为我成立一个纪录片工作室，工作室将深度耕耘文化品牌，以输出历史文化内容为主，包括精品历史人文类纪录片、文化类纪实节目、文化创意短视频融媒体产品等等，目标是打造爆款文化IP，成为一个兼具精品创作和经营创收于一体的品牌工作室。

现任北京卫视《档案》主编、纪录片总导演。

从事媒体工作近20年，从北京电视台公益栏目记者到《档案》主编，再到纪录片导演。一直为百姓发声，为历史留档。曾创作一系列角度新颖、形态独特的大型纪录片。如《伟大的抗美援朝》、《砥柱中流——伟大的敌后抗战》、《伟大的贡献》、《红军不怕远征难》、《中国1927》、《紫禁城》等，在党和国家重大主题宣传工作领域作出了突出贡献，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北京市广播影视奖“节目创优先进个人”、“北京新闻奖”、“北京市文学艺术奖”、“北京青年五四奖章”等荣誉。

2019年“北京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

2004年--2008年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真情互动》导演；

2009年--2010年北京卫视《真情耀中华》导演; 作品《草原寻狼》获北京市广播电视奖长纪录片一等奖；

2009年北京广播电视局“节目创优先进个人”;

2010年至今北京卫视《档案》栏目主编、纪录片总导演；

2014年 大型系列纪录片《伟大的抗美援朝》导演；该作品获中宣部第十三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北京新闻奖”一等奖; 第20届中国电视纪录片系列片十佳作品

2015年 系列特别节目《砥柱中流-伟大的敌后抗战》导演；该节目获得“让历史告诉未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纪录主题活动系列片二等奖。

2015年 纪录电影《二战谍魂——阎宝航》总导演；

2015年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八集系列纪录片《伟大的贡献》总导演；该作品获第八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

2016年 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大型系列纪录片《红军不怕远征难》总撰稿、执行总导演；该作品获第 23届中国电视纪录片“年度收藏作品”，被收藏于中央档案馆。

2016年 “永远的丰碑”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大型直播 总导演；

2017年 六集系列纪录片《中国1927》总导演、总撰稿; 

2018年大型通俗理论电视片《改革开放关键一招》总导演；该作品获“北京新闻奖”二等奖；

2017年～2020年“北京榜样最美警察”揭晓仪式 视频总导演

2019年 大型理论电视节目《思想的田野》（北京篇）制片人、总导演

2019年 大型通俗理论片《壮丽70年时间都知道》总导演

2021年 大型系列纪录片《紫禁城》制片人、总导演